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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案解析
以案说法 | 隐名股东以事后确权判决对抗法院执行行为的效力认定
文章作者:admin 发布时间:11/9/2026

作者

项先权: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主任,法学博士,博士后

范懿华: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疑案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律硕士

在股权代持关系中,隐名股东能否以事后取得的生效确权判决对抗法院已完成的执行行为?若执行标的股权登记于被执行人名下,且确权判决形成于执行终结后,隐名股东主张所有权优先受偿是否具有法律基础?以下将结合审判实践具体分析之。


一、案情与裁判

案件名称:杨××、江苏省×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决定书

案情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委赔监95号错误执行赔偿书

案情简介:

2013年至2014年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被申诉人)受理多起对×力公司(案外人)及相关企业、个人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包括××银行分公司(案外人)、×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案外人)、×顺混凝土有限公司(案外人)等。××中院于2013年2月7日、2月18日、4月1日分别依据7个民事诉讼裁定书对案涉股权进行了保全。执行过程中,××中院对×力公司名下的流通股票采取冻结措施,并于2014年9月前解除冻结、变卖股票,将所得款项分配给各申请执行人。

另查明,杨××与×力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合同,杨××曾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起诉×力公司及第三人××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3月,×经济开发区法院根据杨××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力公司持有的××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98.824万股股票。同年12月,该院判决确认其中197.648万股股票归杨××所有。

2016年1月,杨××以××中院错误执行导致其股票权益受损为由,向××中院申请国家赔偿,主张根据所有权优于债权的原则,××中院将争议股票违法执行转让,且在执行过程中未通知作为轮候查封当事人的杨××,给其造成经济损失,应予赔偿。××中院于2017年6月作出决定驳回其申请。杨××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复议,江苏高院于2017年11月维持原决定。杨××遂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请求决定××中院赔偿因过错、违法执行给杨××造成的经济损失。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中院执行行为未侵害杨××权益。案涉股票登记于被执行人×力公司名下,××中院依法采取冻结及变卖措施;杨××于2014年12月取得的另案判决晚于执行终结,不得对抗已完成的执行措施。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8条,优先受偿需以生效文书及执行程序为前提,杨××未在执行期间取得文书或申请执行;且参与分配制度仅适用于自然人或其他组织,而×力公司为法人,不适用相关条款。综上,××中院执行行为未侵害杨××权益,故维持原决定,驳回赔偿请求。


二、相关规定

《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244条[《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255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25条第4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21号)第25条第4款]:“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26条第1款第2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法释〔2020〕21号)第26条第1款第2项]:“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除前项所列合同之外的债权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返还执行标的的,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88条第1款、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20修正)(法释〔2020〕21号)第55条第1款、第2款]:“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多个债权人的债权种类不同的,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受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50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法释〔2022〕11号)第506条]:“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50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法释〔2022〕11号)第507条]:“参与分配申请应当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终结前提出。”


三、典型案例或做法

案号


裁判立场


×阳公司申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委赔提3号错误执行赔偿书

法院认为,1.×东中院解封行为属执行行为,因其保全查封在判决生效后自动转为执行查封;2.该院解封后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分配,导致×阳公司债权未获清偿,构成错误执行,适用2000年《司法赔偿解释》第四条第七项;3.虽执行程序未形式终结,但长达十一年无实质进展且被执行人丧失清偿能力,已造成无法挽回损失,符合国家赔偿受理条件。辽宁高院以程序未终结驳回申请属法律适用错误。经协调,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东中院支付300万元赔偿款,×阳公司放弃其他请求及执行权益。最高法确认该协议合法性,认定×东中院应承担错误执行的国家赔偿责任,撤销原驳回决定。

×力公司申请×安区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西委赔字第00003号错误执行赔偿书


法院认为,×安区法院在执行已生效民事判决中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及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财产故意不执行的行为违法的事实已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故对于×力公司遭受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安区法院裁定,除设备款(14.5万元)外其余案件款执行终结。故赔偿申请人的经济损失应为14.5万元,应予赔偿。赔偿申请人要求×安区法院赔偿14.5万元的利息,而利息既不属于直接损失,也不属于执行的罚款、罚金、追加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等法律规定可支付利息的其他情形,所以赔偿申请人要求赔偿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营业部申请错误执行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法委赔字第3号错误执行赔偿书


法院认为,×租赁公司因无清偿能力,通过《执行和解书》处分对中标公司的到期债权。但中标公司隐瞒已与案外人签订售房合同并收取房款的事实,导致和解协议侵害案外人权益,×省高院据此作出的裁定将争议房产执行给×安证券营业部缺乏合法性基础。后×省高院经审查案外人异议成立,撤销原裁定并执行回转,恢复房产原状,该处理经再审判决确认实体正当,且符合执行程序规定。×安证券营业部债权未实现的主因系×租赁公司丧失偿债能力,其虽经破产债权申报仍无法受偿,但该结果与×省高院撤销执行及回转行为无法律因果关系。执行回转系纠正原错误执行行为的合法措施,未违反法律规定,亦未造成新的法益侵害,故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执行错误情形。


四、法理分析

本案中,杨××与××中院对案涉股票变卖款项的执行措施产生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中院的保全、执行措施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二、××中院的执行措施是否侵犯杨××对案涉股票所享有的所有权;三、杨××是否有权向××中院主张国家赔偿权利。下文将结合审判实践做出简要分析。

首先,××中院的保全、执行措施未违反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244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本案中,×力公司未按执行通知履行义务,经××银行分公司(案外人)、×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案外人)、×顺混凝土有限公司等申请人申请,××中院依据已生效的民事诉讼裁定书对案涉股权进行冻结保全。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25条第4款之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应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涉股权登记在被执行人×力公司名下,法院可将该股权作为被执行人责任财产予以保全。基于此,××中院的保全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中院未侵犯杨××对案涉股票所享有的所有权。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2015〕10号)第88条第1款规定:“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本案中,××中院于2014年9月前完成对案涉股票的解除冻结、变卖,并将所得款项分配给各申请执行人。×经济开发区法院对案涉股票的确权判决于12月作出,该生效判决文书的作出晚于执行终结时间。故杨××不得以其后取得的、以确定其享有案涉股权为内容的民事判决对抗××中院所采取的冻结、变卖处置等执行措施。其次,杨××与×力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合同但并未进行股权登记,该股权代持合同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不具有公示公信力。因此,杨××认为××中院执行措施侵犯其所有权的主张不成立。×经济开发区认定杨××享有案涉股权的判决系执行终结后作出,故××中院将案涉股权认定为×力公司所有并予以变卖的执行行为合法。

最后,杨××不得向××中院主张国家赔偿权利。其一,××中院的保全、执行措施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该中院所实施的执行措施先于杨××所取得的生效法律文书。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89条和第9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508条、第509条,参与分配制度适用于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参与分配申请应当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终结前提出。上述法律规定的适格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但本案作为被执行人的×力公司则为法人,属于主体不适格。杨××亦未在被执行人×力公司的财产执行终结前提出其参与分配的申请,本案不适用参与分配制度。故杨××关于××中院在执行中并未通知其作为轮候查封当事人存在程序违法的主张亦不成立。因此,杨××向××中院主张国家赔偿的请求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