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先权：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主任，法学博士，博士后

李海清：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疑案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律硕士

直播行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主播与经纪机构之间的纠纷屡见不鲜。经纪机构为主播提供资源、资金支持，协助主播实现内容与流量变现，双方往往会签订艺人直播经纪合作协议，并约定违约金。但在实务中，对于经纪合作协议的性质以及违约金数额常会产生争议。以下将结合审判实践作出简要说明。

一、案情与裁判

案件名称：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王某合同纠纷案

案情来源：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陕01民终17932号民事判决

案情简介：

2023年4月21日，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与王某（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签订《“XX数据”艺人直播独家经纪合作协议》，约定乙方授权甲方为演艺经纪方面的独家代理人，代理乙方与互联网演艺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各大互联网在线演艺平台直播间的签约、管理，并约定了具有扶持性质的最低演绎报酬金及违约责任。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乙方一般性违约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改正，如乙方无正当理由3日内仍拒绝改正的，甲方除要求乙方退还应退金额外，有权扣减或停发直播收益分成、直播带货收益或短视频收益、停止各项扶持，缺失的短视频数量需进行补足。乙方根本性违约时，甲方除要求王某退还保底金额外，仍可一并要求乙方支付20万元违约金，并退还乙方已自提收益、补发的分成收益和短视频收益以及甲方的前期实际投入费用。同时，合同第8.5条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因维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2023年11月19日，王某因身体原因与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沟通想停播一段时间，并给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发送了病历及诊断证明材料。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于2023年12月15日向王某发出《履约催告函》，要求王某按照合同履行义务，否则将追究其违约行为。后由于王某迟迟不履行合同约定，传媒公司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主要有：“1.判令王某支付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违约金55000元，返还最低演绎报酬金3000元，共计58000元；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王某承担。”

一审判决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与王某经自愿协商一致签订《“XX数据”艺人直播独家经纪合作协议》，合同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向王某发送的《履约催告函》仅写明王某在2023年11月19日至2023年12月14日之间存在直播时长不足的情形，王某亦认可2023年11月19日之后双方不再合作。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王某确系存在被平台警告及直播时长不足的情形，根据合同约定，王某构成违约。关于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根据王某的违约程度，考虑到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的投入情况，且该院已经支持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通过停止支付演绎报酬金的方式减少损失，故该院酌情支持10000元。对于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要求王某支付律师费的主张，因合同有明确约定，且王某确系违约方，故该院予以支持。

二审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与王某签订的《“XX数据”艺人直播独家经纪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存在被平台警告及直播时长不足的情形，根据合同约定，王某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违约程度，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酌情认定王某支付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违约金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要求王某支付律师费一节，因案涉合同对律师费的承担有明确约定，且王某存在违约行为，故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要求王某支付律师费45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二、相关规定

《民法典》第143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民法典》第465条第2款：“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第509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民法典》第585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264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典型案例或做法

四、法理分析

在网络直播领域，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的纠纷备受关注。在本案中，主播与经纪公司签订经纪合作协议，双方就网络直播活动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并明确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争议焦点为王某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违约金的数额问题。本文将结合审判实践作出简要说明。

首先，本案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与王某签订的经纪合作协议，约定乙方授权甲方为演艺经纪方面的独家代理人，且对于演绎报酬、直播时长、违约责任等关于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事项进行了约定。本协议反映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经纪合作协议合法有效。根据《民法典》第465条第2款，“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该经纪合作协议对于传媒公司与王某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基于此，王某需要按照该合作协议的约定，每月直播一定的时长并且不得有违反合作平台规则的行为。

其次，从合同性质来看，本案中签订的经纪合作协议应属于一般的合作协议。认定合同性质，能够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而明确适用何种法律以及认定违约责任。经纪合作协议兼具居间、委托、服务等多重属性，内容主要涉及经纪公司对艺人的培养、演艺安排以及代理签约等，由经纪公司按照约定向艺人支付报酬，在实务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可能存在多种性质，相应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会有所不同，而如果双方之间的关系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那么违约责任就应以劳动合同法等为依据，关于违约金的约定通常也会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故在认定违约责任前，应当先明确涉案合同的性质。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并结合本案来看，认定劳动关系，关键要看双方之间是否具有从属性。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并未就社会保险、劳动条件等内容作出约定，不存在订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合意；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在经纪收入上，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给予王某的最低演绎报酬属于一种扶持行为，并且对于直播佣金超过一定数目的情况下则不给予保底演绎报酬，说明双方之间并没有较为紧密的经济从属性，王某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直播收入而并不是演绎报酬；在人身管理上，合作协议中约定，传媒公司仅负责直播平台的签约、管理以及对于王某直播时长进行要求，由王某自持账号进行直播，并没有对王某进行考勤管理，其对于艺人的管理程度并不具备劳动关系上的紧密的人身从属性。王某在公司的培养与投入下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从事网络直播，其从事直播应视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综上来看，双方之间并不是劳动关系，经济合作协议的性质不应当被认定为劳动合同，而仅是一般的合作协议，应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最后，本案中陕西某数据科技文化传媒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应适当减少。在本案中，王某因直播期间多次违规被平台警告，同时长期存在直播时长不足的情形，其行为已然构成违约，且根据双方签订的经纪合作协议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王某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约，此时传媒公司可以根据经纪合作协议的约定，要求王某支付违约金。但关于违约金的数额，根据《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由于网络直播行业中平台投入的成本与主播违约造成的损失都难以具体量化，因此，对于王某支付的违约金数额，要看造成的实际损失，并综合考虑双方履约的实际情况以及预期利益来确定，并不得违反公平、诚信的原则。由于实际直播时间仅有7个月（2023年4月20日-2023年11月19日），考虑传媒公司在此较短时间内的投入，以及其并未向王某足额支付具有扶持性质的最低演绎报酬金的情况，酌情判定违约金数额为10000元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