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项先权：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主任，法学博士，博士后

莫昀璐：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疑案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律硕士

在无营业执照、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废树脂桶和废油桶的清洗业务，并非法排放和处置清洗后产生的含多种重金属和有机物的废水、废渣，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是否还需承担民事责任？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下面将结合审判实践分析之。

一、案情与裁判

案件名称：许某惠、许某仙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情来源：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环公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简介：

许某惠（被告）、许某仙（被告）在江苏省常州市某村租用他人厂房，在无营业执照、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废树脂桶和废油桶的清洗业务，并非法排放和处置清洗后产生的废水、废渣。经鉴定，未清洗的桶及桶内物质均属于危险废物，现场地下水、污水池内废水以及污水池四周堆放的残渣、污水池底部沉积物中均检出铬、锌等多种重金属和总石油烃、氯代烷烃、苯系物等多种有机物。二人因犯污染环境罪被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并分别判处罚金，但现场尚留存130只未清洗的废桶、残渣、污水和污泥尚未清除，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持续污染。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原告）以该二人非法从事废桶清洗业务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害后果为由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依法及时处置场地内遗留的危险废物，消除危险；依法及时修复被污染的土壤；依法赔偿场地排污对环境影响的修复费用。

一审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非法从事废桶清洗业务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两被告因该行为已经承担的刑事责任，不属于民事侵权责任范畴，不能抵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损害赔偿金额，仍需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故判决被告将洗桶场地内留存的废桶、污水池中蓄积的污水及池底污泥以及厂区内堆放的残渣委托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全部清理处置，消除继续污染环境危险；委托有土壤处理资质的单位制定土壤修复方案，提交常州市环保局审核通过后，60日内实施；赔偿对环境造成的其他损失150万元。

二、相关规定

《民法典》第187条：“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第1230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20条：“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23条：“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条第1款：“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

三、典型案例或做法

四、法理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两被告因污染环境行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是否还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若需要，应承担何民事责任？下文将作出简要分析。

首先，两被告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第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本案中两被告非法从事废桶清洗业务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230条之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其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两被告主张洗桶厂周边存在很多企业，其他企业的排污也会导致地下水的污染。现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地下水污染全部系其他企业排污行为所致，而公益诉讼人已经提交证据材料证明本案被告排放的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因此，两被告需要对自身的环境污染行为负责。第二，《民法典》第187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两被告因污染环境行为已经承担刑事责任，但罚金不属于民事侵权责任范畴，不能抵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损害赔偿金额，因此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其次，两被告具体应承担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的责任并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20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依据原告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并可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故本案中，法院判令两被告及时处置场地内遗留的危险废物，消除危险；及时修复被污染的土壤；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具有相当合理性。

最后，应根据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两被告应承担的生态修复费用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23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另外《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二版规定，恢复成本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评价指标的情形，可以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修复费用。本案中两被告长期排污对地下水和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难以通过工程予以恢复，恢复成本远大于其收益并缺乏环境损害评价指标体系，符合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的情形。因此，法院综合考虑本案污染者的过错程度、污染物性质、周边环境敏感度等因素，酌情确定以虚拟治理成本5倍计算赔偿数额为15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