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6日，“营商环境法治化高峰论坛（2021）”在浙江台州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新发展·新思想：营商环境法治化、标准化与治理现代化”。

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地方立法与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和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联合主办，来自国家司法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各地各级政法机关与研究机构、实务单位，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海南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的代表与专家参加了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方竹兰作了题为“企业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环境”的精彩演讲。

发言嘉宾介绍：方竹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博导，中关村天成创新研究中心理事长

演讲实录全文如下：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来参会并做发言，今天大家都是法学专家，而我是做经济学研究的，是外行。但是觉得很荣幸，因为我退休以后到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当了兼职教授，博导，现在在带创新经济学博士生，这可能也是与法学界的缘分吧。我从创新的角度来谈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环境。

中国企业的发展得益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是从全球价值链低端进入的，做销售、做组装，然后做产品的外观设计，然后现在做质量品牌和集成功能创新，中国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无论是企业的眼界格局，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客观上都有一个从低到高，从急于追求眼前利益到开拓未来前沿的逆创新过程。目前大家知道中美冲突得很厉害，中美脱钩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状态，加上新冠疫情内外的这样一种状况，要求我们能够从这个简单的模仿引进到原始颠覆型创新过渡，这是极其艰难的鲤鱼跳龙门。我个人觉得从国家宏观层面到区域中观层面企业微观层面都需要改变，我们都需要改变。

解决问题的要素在哪里呢？可能大家会说政府、科学家、教育家、人才等等要素很关键，但是根据我多年的研究，目前阶段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提升非常关键。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企业从资金的积累，人才的积累方面是有了一定的提升条件。我知道李书福是台州人，现在在智能汽车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是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代表，浙江有一个庞大的创新企业家群体，所以浙江可以走在创新前列，台州可以走在创新前列。但是法治环境却是企业家的原始颠覆型创新的必要前提。

第一，就是企业家身份的法律认定。企业家是资本家还是创业者？今天为止我们的法治体系没明确。我们1978年的时候提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那是解决了一个先富后富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还是存在企业家的身份认同，政策松时视为创业家，政策紧时说是资本家，我们不否认有一部分生意人投机钻营，压榨劳动者，但总体而言企业家是就业岗位提供者，是产品质量创造者，是创造品牌的超常型劳动者。

企业家的身份定位的不确定，导致企业家不敢心无旁骛地创新，急功近利比较普遍。现在我们需要对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的价值重新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与认可，让企业家在共同富裕中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果不从法治层面明确这个问题，创新主体缺乏，可能我们下一步的原始颠覆型创新也出不来。

第二个问题，民营企业和公有制关系的法律认知。我们现在一般的法律概念就是国企等于公有，民企等于私有，但是我作为政治经济学博士，通读马恩全集50卷，没有看到马克思说过国有等于公有，民营等于私有。实践中很多民营企业家不仅是进行技术创新生产产品，更多的是在进行企业劳动者占有财产制度探索，比如华为任正非持股1.4%，海尔的人单合一等，而劳动者产权的实现符合马克思提出的公有制的本质，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历史发展趋势。

我刚刚听到台州是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股份合作制是个什么概念？实际上就是大家共创、共有、共治、共享。而共创、共有、共治、共享在一个程度上实现了创业创新劳动者产权，不就是公有制的探索吗？比如说正泰南存辉主动把自己的股份比例减少到20%，主动吸收了管理入股、技术入股、经营入股的几十名“知本”型股东。还有吉利前后共办了9所院校，现在还在办。如果我们忽视民营企业进行的公有制制度探索，简单地把民营企业等同于私有制，忽视他们为劳动者产权实现做出的制度探索，不仅不符合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发展的现状，也不利于中国原始型创新国家的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误读。

第三个问题，企业在基础研究中角色的法律认可。我们现在的习惯是基础研究国家财政做，应用研究是企业做，国外看硅谷谷歌也好，苹果也好，都有他们的未来实验室，包括盖茨基金会投资所做的既有理论基础研究也有应用基础研究。

实际上根据我们创新经济学研究团队在深圳、上海、北京的调研，中国的企业家正在对标国外前沿创新企业家，主动投资于基础研究。凡是原始型创新能力强的地区，都是有大量的企业家去投资基础研究。华为在国内有八大研究所，全球部署16个研究所，综合全球能力地图，把俄罗斯的算法的能力，把法国的美学的能力，然后把日本的研究材料能力全部的为他所用。现在有700多个数学家，800个物理学家，120多名的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六万多名各种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台州李书福收购了沃尔沃，也收购了戴姆勒，努力用资本去网罗国外智能汽车的原创技术和全球的原创性人才，培育中国的基础研究能力。

我们法治体系要鼓励企业家能够成为让世界更美好的社会企业家，就是你不光是为了赚钱，主动尽社会责任来从事原始颠覆型创新，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比如财政会计法在工资总额、兼职人员报酬、国有资产管理，税收制度、补贴制度、基金会制度、考评指标等各个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第四个问题，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角色的法律认鉴。如果说企业家去创办研究院可能需要格局、能力、资金的积累，当前特别紧迫的任务是让企业家在科技成果转化当中起关键作用。现在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关系远远没有达到有效分工与合作，一方面企业不能很快识别科学家专业成果的价值，另一个方面科学家对企业家的信任有限。褚建、付林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就是现在企业家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还不到位，科学家进入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勉为其难。构思设计、实验验证、样品变产品，产品变商品，大批量生产开拓市场各个环节都缺乏合格的职业经理人。

所以我们需要用法治体系鼓励企业家去做这个科技成果转化，我们现在是有科技成果转化法，但是科技成果转化讲的是一次性转让，但是企业家没这么多钱，而且科技成果的价值界定非常不确定，很容易失败。可以学习美国的办法，用多次的许可替代一次性转让，然后去概念验证，然后去进行实验室转换，然后去中试小试，再去把产品变商品。变一次转让为多次许可，拿国家财政来做的科学研究，实际上和企业之间和市场之间的连接，某种程度上并不紧密，我们要建立企业家和科学家共同的合力，要为企业家和科学家合作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本分工合作关系，比如说制造业、制造服务业、科技中介服务、科技经纪人、科技服务业，要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然后与科学界对接，形成完整的科技连，产业链，价值链，让转化绩效说话，这个法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建立鼓励社会自治与共治的法治环境。原始颠覆型创新者的行为具有预测性、超前性、探索性、实验性，曲折性，不是一般的行政机构常规管理出来的。必须在建立高质量的市场机制基础上，保障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能够建立产学研联盟，保障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成立协会、 联合会，保障企业家与社会各界合作，保障企业家参与到国家原始颠覆型创新的战略实践，需要一系列法治建设的推进，法治建设与社会自治是同步的。

中美竞争的表现是科学技术，背后是制度文化竞争，中国从行政本位到法治本位的转型，是提升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让政府成为倾听者、成为服务者、成为呵护者、成为理解者，把主要的精力放到尊重与保护创新者，推进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对话谈判交流辩论妥协、和解，台州的政府一直做得非常好，我想在提供有利于中国原始型创新的法治环境建设方面，台州政府一定能走在全国的前列。

谢谢！